安分守己,出于儒家

楚囊之情

安分守己

安分守己是中国的传统的思想，出于儒家。儒家是认为，存在是以其规定性而存在的，安分守己就是服从存在的规定性。也就是“先规定，后存在”。但是许多人不知道安分守己，而是超越自己的规定性，这样自身就是不安全的。

　　存在必然是“先规定”的存在，那么这种“先规定”的东西，实际是自我的“客观”属性，客观的形式，客观的关系，客观的结构。不认识这种客观想存在，就是否定自己。如果把自己看成完全自由的，那么这种自由也是“先规定”的自由，就是在安分守己之中的自由，有限度的自由。没有“先规定”，就没有自由。

　　孔子认为“非礼勿视，非礼无闻，非礼无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把存在看成是“先规定”的存在。孔子设置一种现实中人的“先规定”，仁义礼智信，按照这种先规定，人才能是“合理”存在的。这可能被看成是束缚人性的。但是在基本点上，这种“先规定”也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制度的超越，就会带来社会变革。但是这种变革也是“先规定”的，有目的的变革。没有这样的“先规定”，变革就是混乱的。

　　一般人认为“安分守己”是一种束缚人性的，但是没有基本的先规定，社会就会混乱。人与人的关系，就会混乱。社会是“先规定，后存在”的人类存在的形式，这种形式的特点就是“先规定”，没有这样的“先规定”，社会就是混乱的。也不能进行社会的发展。

　　安分守己就是“先规定，后存在”。在黑格尔说是“良好的规定性”，这始终是存在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没有良好是规定性的就不能在一定的性质和关系中存在，这种存在和整个宇宙的关系就是相违背的，这样此种存在只能是被毁灭。个人与世隔绝，不能适应社会的先规定，就只能是被社会毁灭。因为社会虽然是人“先规定”的，但是已经规定的社会，就是“客观”的，独立存在的，人要适应社会性质和关系。

　　安分守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基本的教条，这种教条也束缚了人，使人成为保守的，思想不能进取的人。一切事情都有两面性，没有这样的基本的先规定，社会就是不能存在。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会有几千年，就是因为这种外在的道德的束缚。这种束缚的另一方面就是使中国变成衰落。中国人的安分守己就像宗教的信条一样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规范。这也使中国人成为没有普遍的宗教信仰而中规中矩的原因。中国人没有对规定性的超越。所以，中国人基本是按照宗教的信条而建立社会模式的。超常的忍耐和服从。

　　儒家的思想是几千年中国人的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这样中国人会身不由己地循规蹈矩，对于超越常规的事情感到奇怪而不能忍受，只有符合某种规定性才能“心安理得”。这样“安分守己”与“心安理得”是一致的，只有安分守己才能心安理得，只有心安理得才能安分守己。这样大众就生活在现实和价值观念的一致性中。

　　对于不能自我约束的人来看，安分守己是好事，但是对于死板的人呢，安分守己就是不思变通。这样看，“怎么样才能是安分守己的，就要看时机情况。不能死板，不知道变通。这种安分守己是固步自封，只有作茧自缚。

　　中国的改革是最艰难的，不是因为改革本身，而是因为人的观念本身，人的观念的安分守己，固步自封，以古为法，对于新的事物的本能的拒绝，都是改革恶阻力。安分守己的中国人宁可在陈旧的生活中比较艰难，也不愿意接受新的更好的生活。就像很穷的故乡人们还是不愿意离开一样。这种留守和保守的顽固性就是安分守己造成的。习惯于陈旧而不佳的生活，也不愿意思变，对于“变革”的恐惧和不安使社会进步很难。

　　安分守己是基本的要求，但是要刻意如此，就是教条了。中国人在这种教条中不能变革，是一种很深的感情在起作用。故土难离，故乡难离，叶落归根，这都是“安分守己”造成的。
　　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规定性，而是这种原始的规定是牢不可破的。新的规定很难被接受，这才是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这种安分守己的情节在历史的发展中始终会“顾盼过去”。这种身不由己的复古的情节使人民对“昨日”充满留恋。对“明天”充满怀疑，对现在不真实。中国人的价值观是“过去”，以过去参照现在，这种比较使人更加容易“回到过去”，淡化未来。对于未来的淡化是因为安分守己是一种从过去到现在的约束，而不是指向未来。

　　安分守己中，安分就是“先规定”，守己就是“后存在”。自在自得就是在自我规定中实现的。人首先需要一个本体的自我，有这个自我才能进入世界，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决定权在自我，要深则深，要浅则浅，进退自如。不能以牺牲自己换取世界，只能在保持自己中换取世界，如果不能得到世界，就退回保持自己。这就是安分守己。